埃及学者：《茶馆》带我走进中国戏剧世界

　　《茶馆》带我走进中国戏剧世界(海客话中国)

　　1979年，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刚刚成立了中文系，我有幸作为第一届学生开始了与中文和中国文化相伴的学习生活。当时在语言学院学习中文的同学非常少，我的父母也不能理解我的选择。但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历史和文学，我相信这样灿烂的文化值得我花一辈子时间仔细品读。中国有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了毕业以后能继续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我每天学习12到15个小时，刻苦练习汉字书写。终于，学校保送我为中文系研究生，并派遣我来北京语言学院继续深造。

　　在中国，我有幸与话剧《茶馆》结缘，从而走进了中国戏剧的研究与传播之路。

　　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方向学习，我当时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人民艺术家、戏剧家老舍及其话剧《茶馆》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在北京求学时，同学邀请我去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的话剧《茶馆》。当时同学对我说：“一部小《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史。大海，你理解了《茶馆》，就明白了老北京人，甚至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看了演出，我着实被震撼了！《茶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放置在小茶馆这样一个空间里，通过三个时代茶馆的变化、茶馆中人的对话和状态，表现中国的历史变迁。除此之外，茶馆老板、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流氓、打手等各色人物，都有十分鲜明的性格，老舍“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令我对中国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

　　看过《茶馆》的演出后，我就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找来老舍先生的剧本原作进行研读。相比表演，剧本对人物的描写更是精彩纷呈。我感觉王利发是当时旧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代表，表面看起来精明能干、善于钻营，但实际上胆小、自私。而常四爷代表了一群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秦仲义自认为有很远大的理想，当受到打击时却放弃了人生追求，心如死灰。通过这部话剧，我感受到中国人民近代以来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为追求光明付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比如《茶馆》的结尾，就写到了学生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罢课，通过康大力参加革命以及康顺子、王大拴等人投奔西山游击队，从侧面昭示了未来中国光明的前景。我当时就想，要把这部中国经典带到埃及去。

　　回到埃及工作后，一旦我的学生能够独立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我就向他们积极推荐《茶馆》，有的还通过网络观看了这部话剧的演出视频。同学们都很喜欢这部作品，认为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旧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里面的语言、服装、道具也让大家觉得新奇。

　　大家有了兴趣，我就会通过比较两国的戏剧，让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埃及也有着悠久的戏剧传统，还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阿拉伯文学大师――陶菲克・哈基姆，1987年他逝世后，埃及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戏剧《交易》也是当时埃及社会现实的反映，讲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我认为《交易》从主题内容上与《茶馆》接近，在教学时就拿这两部戏剧进行比较，用学生熟悉的本国剧作家的作品作为引子或者参照物，激发他们了解、研究中国戏剧的热情。这样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的学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兴趣；有的以话剧《茶馆》为线索，对中国的茶馆文化展开了研究；有的还找来曹禺等剧作家的作品进一步阅读。

　　2010年，电视剧《茶馆》又进行了翻拍，我重温了这部剧。我觉得新版电视剧与旧版的相比，情节更加紧凑了，画面的细节也处理得很好。同一年，中国政府和埃及文化部合作，送给我们一个中国电视连续剧《香樟树》。我负责把这个电视剧从中文翻译为阿拉伯文。我当时连续工作一个月，每天12小时，才把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内容翻译为阿拉伯语。《香樟树》播出后深受埃及观众欢迎。

　　我觉得，相比诗歌、散文、小说等艺术形式，戏剧乃至电影和电视剧能通过直观可感的人物形象讲述故事、传播文化，在这方面，埃及和中国应该进行更多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埃及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属于东方文化，我们都长于探究历史、思索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也都注重在文艺作品中传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中国戏剧和影视作品所传达的正向价值能够被埃及观众所理解和接受，埃及人民也期待着更多中国文化精品走入他们的生活。(讲述人：大海/埃及，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陈映锦整理)

　　人物小传：

　　哈桑・拉杰布・哈桑・阿卜杜・拉比希教授(中文名大海)，中国文学与翻译教授，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2011年获得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汉语教育领域杰出贡献奖。代表作包括《中国人民艺术家、戏剧家老舍和戏剧〈茶馆〉的研究》《在中国的伊拉克文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