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潘知常：全球化浪潮下的东西审美，可否走向“美美与共”？

　　(东西问)潘知常：全球化浪潮下的东西审美，可否走向“美美与共”？

　　中新社南京2月17日电 题：全球化浪潮下的东西审美，可否走向“美美与共”？

　　――专访南京大学美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潘知常

　　中新社记者 杨颜慈

　　何为美学？这是从中国春秋战国、西方古希腊时代开始，中外钻研了数千年的“美丽学科”。美学何谓？美学何为？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约访美学家、南京大学美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潘知常教授，探讨中西美学差异，及东西方之美能否弥合差异、“美美与共”。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您看来，东西方美学研究有何不同？

　　潘知常：对于美的探索，是全世界共同的追求。在西方，古希腊时柏拉图就说过：“自从爱神降生了，人们就有了美的爱好，从美的爱好诞生了人神所享受的一切幸福。”在中国，更是很早就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说法。

　　东西方对美学的定位又有不同。在西方，美学一直是辅助性学科，从宗教时代到科学时代，都只是宗教与科学的附属品，且主要着眼于文学艺术的阐释，所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

　　在中国却不同，它始终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蔡元培先生发现：在中国是“以美育代宗教”。其实，在中国也“以美育代科学”。因此，在中国，美学始终都不是西方那类以关心文学艺术为主的“小美学”，而是以关心“天地大美”、人生之美为主的“大美学”。

　　中国近百年来数次出现“美学热”。从王国维、宗白华、方东美、朱光潜到当代的生命美学，始终孜孜以求于“美学与人的解放”这一美学的根本目标。因此，也就与西方美学近一二百年的取向殊途同归，并且意外地在“生命美学”这一世纪焦点上出现了彼此可以对话、共商的美学空间。

　　因此，生命美学当然可以也理应成为东西美学交流的一扇窗。一个以美学价值作为主导价值、引导价值的“美学时代”正在到来。

　　当代，中西方的生命美学已超越了对文学艺术的关注，目光都集中在“美学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问题。显然，这是东西方之间可以“求同存异”、寻求“美美与共”的一个令人欣慰的理论前提。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公众怎样弥合差异，实现相互理解与包容？

　　潘知常：对于公众，我们可以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起，这就是审美现象。

　　首先是对于审美现象的热切关注。审美现象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其实不是东西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但随着西方从宗教时代到科学时代再到美学时代，也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再到“美起来”，“扫盲”就成为东西方共同关注的热点。

　　当然，过去是扫“文盲”，因为“知识就是力量”，这是科学时代的使命。当今是扫“美盲”。因为“审美是生命的竞争力”“美感是生命的创造力”“审美力是生命的软实力”。

　　“全世界的爱美者联合起来”也许就成为东西方弥合差异，实现互相理解与包容的关键。东西方的公众如何把握“美美与共”与“各美其美”，都应在此基础上得到回答。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东西方审美的“和而不同”？

　　潘知常：东西方审美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自然有“和而不同”的成分。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下，也就必须正视二者间既趋同又存异。

　　例如，中国文学作品女主角以少女居多，就是常说的“年方二八”。但在西方文学中，美丽的少妇却往往也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主角，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角安娜。

　　从现实生活看，东西方审美也有差异。比如西方审美强调侧面型的立体感，而中国审美却偏向正面型，关注“杏眼樱唇”。

　　改革开放以后，东西方审美开始逐渐交融。西方开始对神秘的东方产生浓厚兴趣，如武术、书法、园林。东方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例如，过去我们只喜欢全脚掌着地的东方民族舞，现在也开始欣赏“脚尖上的”西方芭蕾舞；过去只欣赏作为“丑石”的太湖石，现在也开始接受作为艺术珍品的大理石。这无疑反映了我们民族审美更加自信和包容。

　　审美从来没有固定模式。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趣味》中说过：“一个人只有一种方式是美丽的，但是她可以通过十万种方式让自己变得可爱。”审美也是如此，美丽的方式只有“一种方式”，涉及的是“选美”，其实与审美无关，“审美”关注的是可爱的“十万种方式”。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在东西方交流中应秉持何种态度？

　　潘知常：当然是对话，也只能是对话！

　　过去我们习惯于把东西方世界区分为对立的双方，不是为客就是为主，且误以为存在一个同心圆。因此尽管大圆里有小圆，圆中又有圆，但核心始终是一个“圆点”，所有的圆都围绕“圆点”旋转。于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其实东西方只有“交点”而没有“圆心”。

　　这样，东西方的对话就无法用是与非来回答，而是问中有答，答中有问，回答同时就是提问，提问同时就是回答。正如庄子所说：“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何况，东方的出现并没有使西方失去意义，西方的出现也没有使东方失去意义。“唯我独尊”“谁胜谁负”甚至“你死我活”之类的想法都极其狭隘，也毫无必要。

　　我们需要的只是“共生”“共容”与“共存”。例如叔本华在研究生命美学时就大量借鉴了东方的佛教思想，海德格尔在著作中数次引用老子《道德经》。

　　显然，“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根本不存在冲突。(完)

　　受访者简介：

　　潘知常，美学家、战略咨询策划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学基本理论、中西比较文化与美学、《红楼梦》研究、战略咨询策划等。长期从事企业、地区、政府与媒介等领域策划、创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