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武略冠群英 今天来讲武状元

　　文才武略冠群英 今天来讲武状元

　　科举制度从隋朝初创到明清鼎盛，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状元文化”自古的魅力亦延续到今日中国。

　　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由明史学者章宪法先生撰写的《文状元：一个从学子到宰相的人生奋斗历程》和由知名学者张全海博士撰著的《武状元：一个从庶民到将军的人才培养工程》，通过详实的文献考证、妙趣横生的历史讲述，搭配以500余幅珍稀古籍版画，深刻挖掘古代中国普通人如何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跃迁。锁线精装的两本书封面大红摆在一起，营造出“中状元”的喜庆之感。内封深具皇家气度的“文魁”和“武魁”也展现了设计师的匠心。

　　古代科举制度的研究里，武举制度研究一直是冷门。

　　《武状元》以清康熙朝武状元曹曰玮为主线，从“将帅之姿者”的唐朝开始，于武状元定有“射两石弓，马射九斗”的“绝伦”武功的清朝结束，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武状元封侯建功的故事。全书分为四章，讲述了武举制度的形成历程、武科考试过程、武状元的仕途生涯，以及武状元必备的文韬武略技能。

　　《武状元》作者张全海的研究，是耐得住寂寞的格物致知。作者既是传统武术的亲身习练者，又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长期研究者。对张全海来说，《武状元》的写作并不是纯粹的书斋式研究，这本书既包含了作者20多年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又承载了他严谨的科班学术训练。

　　讲科举往往是枯燥乏味的，讲武术更是容易坠入云雾，而《武状元》把这些融入到传承有序的文献与人物故事中，让读者从历史脉络中体味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武状元：一个从庶民到将军的人才培养工程》出版之际，作者张全海博士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武举制度是怎样的？与文艺作品里展现有何不同？延续了20年的研究中他有哪些新发现，又经历了哪些感慨万千的时刻？细听作者为我们讲述。

　　武状元非一介武夫，还要“兼通经史

　　问：在《武状元》这本书中，您提出，历史上武科科举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培养工程，武状元就是这个人才培养工程的产物，可否为我们大略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张全海：武状元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从斩木为兵的自发行为，到通过武科考试选出武状元的制度自觉，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更是一个跨越千年的人才培养工程。

　　中国尚武精神虽然源远流长，先秦以射艺选拔官员，国家崇尚武艺，孔子教弟子骑马射箭；民间私学蔚起，秦有白起，汉有韩信，英雄多自草莽。历经千年酝酿，至唐武后时期才设立武科、兴办武学，以国家制度形式保障武举人才的培养。宋仁宗天圣八年，也就是公元1030年，中国才正式诞生了第一位武状元。

　　但宋太祖赵匡胤玩了一把“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国历史便跌入了“重文抑武”之河，武人功劳再大，职衔再高，也要受文官的节制。在文人面前，武人总要“低人一等”，二品的文官完全可以节制一品的武官。

　　又所谓“穷文富武”，家里再穷，只要弄几本四书五经、时艺攻略，就可以走上文科科举之路。然而武举的装备就没那么简单了，弓、刀、石、马、箭，不亚于现在要配备一辆豪华悍马车、一把AK-47步枪，还有更多的其他装备，然而这只是装备。练武是个极耗体力的活，营养跟不上肯定是不行的，你看现代运动员吃的营养餐就知道是什么条件了。古代没有那么多牛奶，起码豆浆要保证供应吧？所以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走武举之路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习武无疑是一项巨大的人才培养工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看似轻松的科举诗谚，然而真实的登科之路是不可能这样轻松的。从一介童蒙经过层层筛选闯关，最终登堂入室，接受皇帝殿试钦点，就是一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艰难道路。而又要从“独木桥”闯过来的举子当中选出头名状元，那恐怕就只能用“走钢丝”来形容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三年才培养出一个状元来，这是多么小的概率，其难度绝对要比现在的“高考状元”大很多。

　　武状元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是毫无疑问的首要条件，能搬起二三百斤的巨石，挥舞百余斤的大刀，拉开十余力的硬弓，绝非普通体质的人能做到的。要有矫健的身手，能上马骑射，百步穿杨，没有超人的禀赋也是很难做到的。而且武状元往往并非一介武夫，还要“兼通经史”，除了要在外场武技上独占鳌头外，在内场考试上也要有出色的文章。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武场上比试，有各种指标参数可依，但在文场上则没有非常直观的数据分高低，往往跟判卷人的喜好相关。如果碰上对脾气的考官，则能幸运胜出，尤其是碰到喜欢文才的皇帝，则可能会加大文场考试的权重。

　　“文武双全”往往是成为武状元的必备素质，所以武状元的培养也是一个自我修炼、综合培养的巨大工程。

　　武科考试并无二人直接对抗环节

　　问：很多读者对武举的科目也很好奇，大部分读者都是通过古代小说戏曲对武科有印象。文艺作品中和历史上的真实的武科科举内容差别大吗？

　　张全海：普通老百姓接触科举知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文艺作品，包括戏曲小说、影视等，比如说戏曲《女驸马》、小说《儒林外史》，这些作品里面涉及的内容与真正的文科科举程序相差不是很远。但对于武举来说，就相差万里了。比如说小说《岳飞传》里面有一个情节，说的是岳飞进京赶考争夺武状元，他的对手是小梁王柴桂。经过文场和射箭比试之后，接着是马背上持兵器对抗，为了一决雌雄，双方在教场上立下生死文书，结果柴桂被岳飞当场刺死。

　　实际上武科考试并无二人直接对抗的环节，也不会有拳脚功夫对打、单人表演拳脚功夫的环节。仅限于弓刀石和马步射等个人单项节目，“弓”就是开弓拉弓；“刀”就是舞刀，就是要把100斤左右大刀在头顶上耍起来；“石”就是掇石头，要将二三百斤的石头端起来，离地一尺才算合格。这三项主要是对武生的力量进行考核。最难的应该是射箭的环节。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远距离杀伤武器，历来在军事中受到高度的重视。我们的一些成语如“纪昌学射”“百步穿杨”“李广射石”等都讲的是跟射箭有关的故事。科举考试中的步射箭和马上射箭都要求有高超的技艺。

　　问：您曾说武举研究是冷门绝学，过去在出版的市场上，确实很少见到有关于武状元这方面的一些记录和资料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张全海：文状元的史料之多，我们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武状元研究难度确实很高。主要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史料留下来很少，可以说极少有哪个武状元能留下较为完整的史料，甚至很多武状元只留下了一个姓名，别的情况一无所知。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叫张建侯，我们至今不知道他籍贯是哪里，字号是什么，生卒年月一概不知。再比如明代第一个武状元王来聘，人们对他的字号籍贯等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对文状元的研究者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

　　问：您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关于武科科举的材料，真的很不容易。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是清康熙朝武状元曹曰玮，您以曹曰玮的故事讲解了从一名武童经过一步步进阶考试，最终在殿试环节考中状元的整个过程。为什么以他的经历作为线索进行介绍？您是如何发现这位武状元的？

　　张全海：这和我的个人经历有一点关系，1995年我读大学期间，开始跟我的老师习武，当时练的是心意六合拳，这个拳跟形意拳是一个体系的。因为练拳的人往往对谱系很感兴趣，对自己的宗师背景也感兴趣，当时我看到一些文献、拳谱，里面讲到曹曰玮，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这个拳的第二代传人。于是我开始注意到曹曰玮。而且曹曰玮本人是安徽人，离我的老家就一江之隔，我在江北，他在江南，各种机缘，让我对他的个人生平有了兴趣，就开始了研究。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文武双全

　　问：看到一些关于您调研过程的资料，这个过程很漫长，也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张全海：是的。武术历史上的人物很少有人留下系统的材料，所以内容的搜集是很缓慢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接触这些材料，后来陆陆续续搜集，慢慢地就写一些文章。大学毕业之后我在老家工作了几年，后来还是想走出来，就考研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到北京之后，也没有中断研究。

　　问：2000年前后，也是互联网开始普及的时期。网络给您的研究提供了更多信息吗？

　　张全海：是的。起初没有网络的时代，武术界交流并不方便，原来的《武魂》杂志有个“武魂之友”栏目现在不一定看得到了，那时候是通过在期刊上面登个人信息，彼此写信的方式交流。2000年前后，互联网开始流行了。网上的BBS、论坛开始普及，后来有了QQ，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QQ交流，因此能获得的材料也在增多。

　　我在读研期间专门去过一趟曹曰玮的老家，采集了第一手的材料，包括关于他的家谱的信息、他的坟墓和一些传说等等。那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也没有录音笔，我买了小卡带采访录音机，带了一个胶片相机和当时“橡果国际”的一个微型电子摄像设备就去了，就是在这样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采集。而且，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档案学，有机会比较早地接触到文献数据库，当时也有了网络化的学术搜索引擎，也能搜索到一些素材。比如曹曰玮过去在好几个地方当过武官，通过文献数据库查地方志一类的内容，慢慢挖掘梳理，就把这些资料逐步积累起来了。

　　问：书中您提到，这位武状元曹曰玮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亲戚关系。

　　张全海：康熙三十三年(1694)底，曹曰玮高中武状元之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立即写信将此喜讯告诉了山西朴学大师阎若璩(1636―1704)，阎若璩回赠了一首贺诗：“又得泥金信，风流第一人。沙平新赐马，地近早攀鳞。伊陟仍传户，延年但逊身。古来饶盛事，未若此殊伦。”在“风流第一人”句下有“谓阿咸状元”注文，这个“阿咸状元”就是曹曰玮。

　　朱南铣先生在《关于脂砚斋的真姓名》一文中有言：“……曹寅把一个入顺天籍的安徽贵池人曹光国的长子翰林院待诏曹曰瑛、次子武状元曹曰玮(即阎若璩赠曹寅诗注中的‘阿咸状元’)认为侄……”刘世德先生后来在《曹雪芹祖籍辨证》一书中进一步解释：“‘阿咸’用阮籍之侄阮咸的典故，借以说曹寅之侄考中了状元。”

　　曹寅也是文武双全，十六七岁时就成为康熙帝的侍卫，深得皇帝恩宠，康熙二十九年(1690)出任苏州织造这一要职。曹曰玮有着与曹寅相似的才气及履历，应该说曹寅一直在关注着这位晚辈的成长，所以当曹曰玮考中武状元后，他可能主持或参与了曹家的庆祝活动，给一些师友发信报告情况或者邀请他们过来共同感受曹家的荣耀。

　　从这个意义上，也能解释为什么今天考察历史上的武科人物很难找到材料。武举登科之后，或者选授宫廷侍卫，或者简放地方武官，由于很多人不善文辞，也就没有多少著述传世。在清代一百多名武状元中，只有像曹曰玮和曹维城等少数人物的材料偏多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来自文武兼重的家族，且有作品传世。

　　家谱很有学问，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资料

　　问：您刚才讲到家谱，书中也提到，在对曹曰玮进行研究的同时，您还帮助曹家整理了曹曰玮的家谱。

　　张全海：我一直留意搜集与曹曰玮相关的文献，2003年我到贵池棠溪乡曹村时，只看到零散几本光绪年间续修的曹谱，后在缟溪时也只见到已残破不堪的乾隆旧谱，心中甚是遗憾。这件事情也就一直放在了心上。

　　因为我做档案学研究，比较关注家谱。2006年初，我得知浙江慈溪的家谱收藏家励双杰先生有一套光绪丙子年(1876)《礼和曹氏宗谱》，便与他取得了联系，后又将此消息告知了缟溪曹家。经过几年的酝酿，2009年夏天，贵池礼和曹氏终于从慈溪复制了全套家谱，并启动了续修程序，这次修谱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2019年1月30日，我与十六年前的同行友人、曹氏族裔和一些武术界朋友来到齐山，瞻拜状元墓。那次我还有一个新的收获，受赠了一套刚刚续修完成的《礼和曹氏宗谱》，硕大的谱箱里满满装载了六十九卷新谱，颇为壮观。失修一百四十三年的状元家谱终于得到了延续，我心里也感慨万千。

　　问：在您看来，家谱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资料。

　　张全海：是的。家谱相当于是一种古籍文献。在史学界家谱长期被忽略，认为它不是古籍，认为里面都是吹牛，比如说自己祖先是三皇五帝，都不可信。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有些绝对化了，现在正慢慢被矫正。

　　家谱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伪托的部分，但是其中也有真实的历史信息。做人物研究的时候必须要看这个人的家谱，因为很多情况下，通过人物的自传或者履历档案，不一定能查到其真实的出生年月，而家谱往往能成为可信的材料来源。一个家族的修谱人，记载同族哪年出生哪年死亡，一般来说没有必要造假，因为家谱在古代是不对外公开的。

　　家谱背后还有非常多的故事，比如一个人姓杨，社会关系中大家都知道他姓杨，但是他家谱里面他可能不是这个姓，家谱则是《王氏宗谱》，这种双姓是比较普遍的情况。比如著名京剧演员杨月楼、杨小楼的家谱里就是姓王。

　　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张全海：这里可能有各种原因。举两个例子，比如这个人的祖上是入赘的，本来他姓李，入赘给王家，在面上和户籍上他就姓王了，但是中国人讲根本，家谱上不能改姓，所以说他“神姓李”。另外一种，古代改学籍也会让一个人的姓氏和家谱上有所不同，其实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较多地存在于社会当中，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几起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其中就有跟这类似的。

　　这种“移民”，在古代称之为“占籍”，在科举时代同样是按地区分配名额指标，因为地域南北东西差异造成了文科举方面，东部南部地区竞争激烈，而西部北部地区相对容易的情况，于是也就产生了高考移民现象，从难考的地区设法移民到好考的地区。

　　书里提到了几个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明末文科状元刘若宰，他的祖辈为了给子孙谋求机会，从老家潜山县迁到当时府城所在地怀宁县获得当地的学籍，最终考中状元。后来他的儿子又通过假入赘这种方式取得桐城县学的生员名额，那么他这是采用了科举时代常见的“入赘”之法进行移民。在“科举移民”过程中，有的人也会改姓名，也就造成了家谱记载和真实姓名的不同。

　　所以说，伪托的背后也有背景知识在里面。家谱里面很有学问，不光是要利用里面的材料，还要考察这些材料形成的背景故事，这就是我们讲的叙事史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式。现在学界慢慢地在矫正，认识到背后的故事。（何肆）